唐孝方
张清丰孝顺双亲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的很多，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说他是个卖烧饼的，每天打出的头炉烧饼，要孝敬母亲，给多少钱也不卖。这很符合圣人教诲，因为对父母的孝，首先要表现在一个“敬”字上。这个传说，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结果好像张清丰就是一个卖烧饼的，他的身份就这样被一个传说定了位。然而，这符合历史真相么？
查《旧唐书•地理志》载：“清丰。大历七年，割顿丘、昌乐二县界四乡置。以县界有孝子张清丰门阙，魏州田承嗣请为县名。”复查《新唐书》内容与《旧唐书》所载差不多。唐书所载是说明清丰县诞生的时间和原因。从这则史料中，我们可以透视出若许历史信息:一、张清丰确有其人，而且是个大孝子;二、他的门阙在新置县境之内。三、在新置此县时张清丰已不在世，但其社会影响依然很大。否则，不会用他的名字做县名。
可是张清丰是什么时候的人，没说。
查明朝吕时中所撰《隋孝子张清丰祠碑》载：“孝子张公者，隋顿丘人也，名清丰。”“善事父母，以孝行称于时，隋开皇中，征孝廉不就，人皆爱慕之。”
这里不仅说明张清丰是隋朝人，而且在开皇年间还被举为孝廉。
“开皇”是隋文帝杨坚的年号，用了20年。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到唐大历七年（公元772年），中间隔了191年。在这近二百年之间，中原大地经历了大隋灭陈之战，隋炀帝篡位后的暴政种种、隋末农民战争、李唐灭隋的改朝换代，空前绝后的女皇当政，唐周互易、有名的贞观之治、安史之乱，都发生在这个时期。真是有过国泰民安、笙歌并颂的太平盛世，也有过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战争岁月。在这风风雨雨、世态万象演变了近二百年的日子里，顿丘、昌乐一带的人们没有把张清丰忘记。以致在割此两县之交的四乡置一新县时，用他的名字做了县名。由此可知张清丰在当时影响之大。设想一下前二百年左右时，本县境内肯定也有名人，他们的尊姓大名谁还记得？张清丰的名字能让人记忆近二百年，了不得。因此我们说：张清丰是大孝子没有争议，关于他的身份，可能卖过烧饼，但不是一个只会卖烧饼的人。此公立世，应是济倾扶弱、恩惠遍施乡里，德高望重、精神高迈一代的非凡人物。唯此，人们才会把他的嘉言懿行一代代口耳相传，心服口服地用他的名字做县名。
再说“开皇中征孝廉不就。”
“举孝廉”始于汉代，是当时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一开始孝与廉是分开的，汉武帝于元光元年(前134年)，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到后来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举孝廉”时，孝廉是一个人，不是官，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孝廉主要是孝，廉只是一种潜在的品质。每年，地方郡国都要向中央推荐人才，且有人数限定：岁举二人。由于各郡国人口多寡不均，所以到东汉和帝时期举孝廉的名额改以人口为标准，每二十万举一人，不足二十万的小郡二年举一人，十万下则三年举一人。对少数民族地区则加以优待，十万以上的岁举一人。举孝廉不仅有人数比例、而且有条件：“一曰德行高妙，志洁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通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 这就是所谓“四科取士”。 孝廉的出路最多的是在皇帝身边当郎官，然后再由郎官迁中央或地方官吏。
这是汉朝的规矩，到了隋还在举孝廉吗？不是说隋开创了科举制吗？
是隋朝创立的科举制，但不是隋朝建立的第二天。科举取士制度的创立，是开皇七年即587年以后的事，开皇元年即公元“581年隋文帝即帝位，即废北朝官制，恢复汉魏旧制。”（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国家机构设置采取汉魏模式，用人主要是北周旧贵族。至少从581年到587年，这六七年间，选用新人应该还是察举孝廉，这虽是汉魏旧制，但相对于刚被废止的北周官制而论却是新政，新政伊始，执行得比较严肃认真，与汉之末不同，这时所举孝廉是真孝廉。张清丰应是这时候被举为孝廉的。所以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只会卖卖烧饼的文盲，而是一位德高志清、才可济世、有理政治国能力的一方名士。
关于“征孝廉不就”一说 影响更大，直到民国还有此说法 。查《清丰县志•重修张清丰孝子祠碑》，民国金守让所撰。碑文称： “隋孝子张清丰，家顿丘，清风亮节，安居布衣。隋开皇中，征孝廉累召不仕，安贫乐道，善事双亲，因大孝纯笃，人皆慕之，”。
这说明朝廷方面也了解到张清丰有治国理政、经邦济世的能力。所以才“征”、“召”还要“累召”。但他“不仕”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为孝敬父母吗？《孝经》上不是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么？再说做了官、有了俸禄，不是也可以孝敬父母么？是什么幽深、细微而复杂的原因，使张清丰终生没有出仕呢？
吕时中有一番话，引起我深深的思考“夫隋始以诈取天下，已而父子兄弟相夷戮，三纲沦、九法斁、此为乱贼，去禽兽不远也。苟时有所难变，势有所不可为，即出何益？顾又如父母何？
“诈取天下”何解？平心而论，隋文帝是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但要说他当上皇帝的路子，也实在算不上光明磊落。大家知道，杨坚的女儿是周宣帝的正后，“周宣帝昏狂暴虐，屠杀宗室和大臣。颁布刑经圣制，用法苛刻，外自朝士，內至宫女，人人恐怖，不保朝夕。”（范文澜《中国通史简便》）杨坚要把他灭掉，那算是大义灭亲，除暴安民，可是杨坚没做。等到暴君宣帝病死，继位的儿子周静帝才八岁，杨坚乘机灭周立隋，轻而易举地当上了皇帝，他夺的是他小外孙的江山。从一个封建政治家的角度看，这也无可厚非；但要放到人伦道德层面上讲，这杨坚该怎么评价？面对女儿，他是父不父；面对小外孙，他算什么呢？
“父子兄弟相夷戮”主要讲隋炀帝，他以伪装欺诈手段夺了哥哥的太子位，还有人说他害死父亲，抢登帝位，生活上骄侈淫佚，灭绝人伦、欺嫂奸妹、强占了父亲的爱妃；政治上对内横征暴敛，对外穷兵黩武，耗尽了开皇时期的国家积蓄，逼得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随书》上也说他是“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闻之也。”
这就是德高志清的大孝子，张清丰所遭际的两个皇帝。
隋文帝虽然“以诈取天下”，登基后不是一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么？张清丰为什么不出仕干一番事业。这里面还另有原因。
隋文帝即帝位后，因政治需要，非常重视礼乐，实际上他从来不喜欢儒学，倒很重视佛、道两教。他曾明令，人可以随便出家，老百姓按人口摊钱营造经、像，佛教因此大行。他大量地为京城和大都市的佛寺写经，修旧经。当时，民间流通的佛经比儒经多数十百倍。
《随书•儒林传》述说儒学衰落的原因，“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於所习（指儒学），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这里“古”是指汉魏时期，“今”指南北朝以来，其实儒学的衰落到隋朝尤为突出。儒道释“三教中儒地位最低，到隋文帝晚年，儒和佛、道相差愈远。600年隋文帝严禁毁坏偷盗佛、道的神像，表示对两教的崇敬。601年，隋文帝籍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诏书废除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不久，改为太学）一处，学生名额限70人。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就在下诏书的一天，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样公开助佛反儒，自然要引起儒生的反感。隋炀帝恢复学校但不改变儒生的地位。隋末刘炫门下生徒很多参加农民起义军，足以说明儒生和朝廷的关系。”（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张清丰既为孝廉当然崇尚儒学，自然也看不起隋朝两个父不父、子不子的皇帝，再加上杨氏父子都扬佛抑儒，。这大约就是吕时中说的“苟时有所难变，势有所不可为”。“时”、“势”如此，张清丰“即出何益？”不如把全部精力用在孝顺父母上。这叫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道不合不相与谋。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十分看重的气节。所以，张清丰决心坚守儒学孝道，远离昏君，“持一节避乱隋，甘心于绳枢瓮牖之间，如广漠大树，无所困苦，神龟曳尾，泥涂自快，其以完志而终其身也。”（明吕时中撰《隋孝子张公祠碑》）
高风跨世，何等风流！这就是张清丰，他感动过那个时代。但是，岁月的尘霾，淹没了太多曾经感动过一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如孝子张清丰这样，甘愿寄身在百姓之中，不求闻达于朝廷之上。正史不载、野史不写。他们的事迹，只有草民在街头巷尾，口耳相传。千年沧桑，多少使人热血沸腾的生动故事都被雨打风吹去，少数留下的，影响最广的应该是烧饼的传说，因为烧饼是草民的美味。草民性格敦厚，最是讲感恩，讲良心，讲情义，自然也最讲孝道。张清丰也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他们心中，化入他们的血液，张清丰是老百姓的孝子，是清丰人的千年记忆。安贫乐道，不慕荣华，不图财帛，坚守儒学孝道；高风亮节，不屈权贵、不媚世俗、坚守心灵的自由。
了解了这些情况，大致可以判定张清丰不是一个卖烧饼的文盲，而是几十万人中方能选出一个高水平的精英人物了，可是问题没有那样简单。
在汉代，以孝治天下， 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这办法确实能激励官风向廉、民俗归厚。但该制度本身有许多不足之处。举孝廉有个程序叫“乡议里选”，这应该是最基层的意见，但最后向朝廷推举的却是各郡国地方官，我想，此制开始，可能严肃认真，时间一长，难免弊病丛生。当时的士子为了通过孝廉这一途径进入仕途，矫伪饰行，沽名钓誉，甚至求亲托友、贿赂权贵，以获取孝廉的美名。例如，陈蕃任安乐太守时，郡内有一个名叫赵宣的人，父亲去世，他把父亲埋葬以后，自己住在墓道中，服丧二十多年，名声震动州郡。地方官把他推荐给陈蕃。陈蕃与他相见，问及妻子儿女，结果他的五个儿子都是在服丧期间出生的。陈蕃大怒，遂致其罪。
可是，像陈蕃这样的清正官员，当时能有几人？东汉的学者王符揭露当时选举的弊端时指出：“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黠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潜夫论•考绩>。东汉末年，社会上流行着一首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 如此一来察举制选拔官吏实在难以为继。
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了“九品中正制”，为了拉拢士族，曹丕采纳陈群的意见。
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就是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人，综合德才、门第定出“品”和“状”，供吏部选官参考。所谓“品”，就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家世官位高低）所评定的等级，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但类别却只有上品、中品和下品（二品至三品为上品；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四品至五品为中品；五至九品为下品）三类。在德才与门第中，定品时一般依据后者，叫“计资定品”。所谓“状”，乃是中正官对士人德才的评语，一般只有一两句话，如“天才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这是对东汉后期名士品评人物的制度化。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评定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刘毅曾上疏晋武帝，列举八条理由，措词严厉激烈、批评这种黑暗制度说：“毁风败俗，无益于化，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政。”（《晋书》）他说的美政是“复古乡议里选”，还是汉初的举孝廉。刘毅的建议晋武帝没施行。
九品中正制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废除于隋朝。如此说好像以“举孝廉”选拔官员的制度到曹魏便终止了，隋废除的是九品中正制，在隋似乎没有举孝廉这回事了。其实不然，历史的演进过程十分复杂。在九品中正制的家世、行状、定品三要素中的行状。即个人道德品行及才能如何，还是举孝廉。前边所说的晋朝名臣刘毅就是“魏末，本郡察孝廉。”（《晋书》）九品中正制延续了三百多年，举孝廉始终是其内容之一。
隋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也没有马上开始科举取士。开皇元年即公元“581年隋文帝即帝位，即废北朝官制恢复汉魏旧制。”（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国家机构设置采取汉魏模式，用人主要是北周旧贵族。科举取士制度的创立，是开皇七年即587年以后的事，这六七年间，选用新人还是举孝廉，这虽是汉魏旧制，但相对于刚被废止的北周官制而论却是新政，新政伊始，执行得当然严肃认真，所举孝廉是真孝廉，张清丰应是这时候被举为孝廉的一方名士。
至于为什么“征孝廉不就”问题更复杂。直到民国还有此说法
查《清丰县志•重修张清丰孝子祠碑》，民国金守让所撰。碑文称：“隋孝子张清丰，家顿丘，清风亮节，安居布衣。”这里没说孝子张清丰是买烧饼的，但身份是“布衣”，布衣也就是老百姓，平民百姓当然有可能靠卖烧饼养家糊口。可是再读下边的文字，则不免疑窦丛生。
“隋开皇中，征孝廉累召不仕，安贫乐道，善事双亲因大孝纯笃，人皆慕之，”殆至唐大历中，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表奏以孝子之名名县、建祠，享祀至今。
一个普通卖烧饼的老百姓，很可能大字不识一个，怎么能被举为孝廉？“累召不仕”则更难解，朝廷真的会“累召”一个、很可能目不识丁、只会打烧饼的人“出仕”吗？
吕时中的这些话，引起我深深的思考“夫隋始以诈取天下，已而父子兄弟相夷戮，三纲沦、九法斁、此为乱贼，去禽兽不远也。苟时有所难变，势有所不可为，即出何益？顾又如父母何？持一节避乱隋，甘心乐绳枢瓮牖之间，如广漠大树，无所困苦，神龟曳尾，泥涂自快，其以完志而终其身也。”
带着这些疑问，孤灯下翻开发黄的书卷，电脑前查查鲜艳的网页，寻寻觅觅。隋开皇元年是公元581年，唐大历七年772年关于张清丰有“孝子张公者，隋顿丘人也，名清丰，唐大历中，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以县界有孝字门阙，遂表奏以‘清丰’为县名，迄今未之有改。……孝子‘善事父母，以孝行称于时，隋开皇中，征孝廉不就，人皆爱慕之’。余无所考其事实。”
资料
汉武帝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一是对于察举人才的标准有了明确的新规定，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举，开创了以儒术取士的标准。二是取士包括德行、学问、法令、谋略四个方面的内容。三是察举分岁举和诏举两类。岁举为常科，每年推举。科目有孝廉和秀才。孝廉始为孝与廉两科，后来连称为一科。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举，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有名额限制，东汉和帝时制凡满20万人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满20万人的两年举一人，不满10万人的三年举一人。边境地区郡国人少，10万人以上则可以岁举一人。
孝廉的出路最多的是在皇帝身边当郎官，然后再由郎迁中央或地方官吏。举孝廉是察举常科的主要科目，是入仕的正途。举秀才的对象为现任官吏。到东汉为避刘秀讳，改秀才为茂才。茂才由州推举，所以人数比孝廉少得多。茂才的出路大多充任地方县令，比孝廉任用为重，但名额少。诏举，是由皇帝下诏察举人才，是临时性的特科。其特点是：诏举常在灾异之后举行。诏举人数不限，由诏令临时规定。诏举科目很多，也不固定，能把有专门才能的人推举出来。无论岁举孝廉、秀才还是诏举贤良文学，到中央以后均需经过考试。
考试办法有对策(命题考试)和射策(抽签考试)两种。对策多用于考试举士，射策多用于考试博士弟子。凡属诏令推举之士一般是由天子策试；郡国岁举之孝廉、秀才则由三公府考试。儒生考经学，官吏考举奏，通过考试选出优等生，报皇帝录用。考试实际是量才录用。察举制在西汉到东汉初曾起过重要作用，为封建国家选拔了大批有用之才。以后随着政治日益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到东汉晚期，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私人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网罗人才的作用。
编辑本段现实意义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谈到公道正派地选人用人时表示：各级领导干部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强组织者，也该是群众公认的有人格魅力的人。那些荣辱不分、德行不良、不敬不孝的人，绝不能提拔重用。(<人民日报>)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往今来，子女对父母的“尊重孝敬”，已成为衡量个人道德品质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利益的追求正不断地冲击着人们原有的道德观，包括“孝道”在内的传统美德也渐渐遭到一部分人“淡忘”。
陕西省委把“孝廉”作为选拔领导干部的标准，无疑具有积极意义。首先，它是一种提醒。将道德标准纳入考核标准，是一种事前的提醒，它提醒为政者在取得职位前应认识到，丧失了基本的道德水准，就是丧失了为官的前提条件。试想，一个荣辱不分、德行不良、连自己父母都不关爱的人，又怎能指望他亲民如水、造福一方呢?
同时，它也是一种激励。道德考核使具有较高政治素养和道德水准的人能够实现其为官谋政的愿望，这无疑会激发人们强烈的道德意识。可以预期的是，陕西省委的道德考核“门槛”，不仅有利于净化官员队伍，提高道德水平，而且对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来说，都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
官员意味着权力，也意味着责任，同时也应该成为道德的楷模。不敬不孝，于道德上是一个退步，无疑，将“孝道”纳入考核官员的范围，不仅有助于选拔好官，而且对传统美德的深入人心也是有力的推动。
举孝廉、九品中正制、科举及其制度反思
我国选人用人三大制度：
汉朝
一、举孝廉。举孝廉这是汉代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它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那是沿用汉朝的。
一般称孝廉公都是指那些被举过孝廉，至廉至孝的人，但该制度本身有许多不足之处，东汉末年有民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弟良将怯如鸡。”
二、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沿袭了东汉乡里评议的传统，在战乱时期人士流移的条件下发展而来的，也是适应曹魏初期政治的特点而产生的。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 (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废除于隋朝。它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其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
品评主要有三个内容：1、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指父祖辈的资历仕宦情况和爵位高低等。这些材料被称为簿世或簿阀，是中正官必须详细掌握的。2、行状。即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相当于现在的品德评语。当时的总评一般都很简括，如“天材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3、定品。即确定品级。定品原则上依据的是行状，家世只作参考。但晋以后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就行成了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就是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人，综合德才、门第定出“品”和“状”，供吏部选官参考。所谓“品”，就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家世官位高低）所评定的等级，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但类别却只有上品、中品和下品（二品至三品为上品；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四品至五品为中品；五至九品为下品）三类。在德才与门第中，定品时一般依据后者，叫“计资定品”。所谓“状”，乃是中正官对士人德才的评语，一般只有一两句话，如“天才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这是对东汉后期名士品评人物的制度化。
中正评议人物照例3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但中正如定品违法，政府要追查其责任。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三、科举。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自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八股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服；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一项好的制度若能长久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 总之就科举制度的消极作用来说并不主要是制度本身的错误，从制度本身来说应该承认科举是一项好的选官、选才制度。
评：从这三个制度来看，科举比举孝廉和九品中正制更能发现人才和选拔人才。什么样的才能算的上是相对好的人才选拔制度呢？制度一般的含义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我个人认为好的制度就是要最大限度的排除“人的主观因素”。举孝廉和九品中正制相对科举制度来说它们人的主观因素比较多。从字面上来看，一个是动词“举”，一个是名词“中正”这都无形中将人的因素放在重要的位置。科举，“科”放在前面，“举”放在后面，以科目考试来推举人才，人的因素无形中得以淡化。
现代社会一直在推崇选拔运用人才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只有从制度上下手，做到“制度上不相信人，才能建立人与人相信的制度”。科举将众多学子放在同一“平台”上，在相对公平的条件下来选拔人才、发现人才。但科举一开始就否认了“考生”其它“优势条件”，如举孝廉和九品中正制里的“孝廉”、“德行”、“才学”等等。科举重视考试或者说是考试这一形式，这一缺点造成我国古代有很多有才学的人没有能通过科举考试而选拔到封建统治阶层。科举制度的不足在于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也不在于其形式本身。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考试对比科举考试而言，考试的内容变为各种科目，内容和形式也进行了变化，但实质上还是“一考定终身”。
孝廉是最重要的选举制度。被推选为孝廉的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曰德行高妙，志洁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通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后汉书•百官志一》注。
孝与廉原本是分开的，武帝时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到后来则同为一科，所以史书中多为孝廉并称。每年，地方郡国都要向中央推荐人才，且有人数限定：岁举二人。由于各郡国人口多寡不均，所以到东汉和帝时期举孝廉的名额改以人口为标准，每二十万岁举一人，不足二十万的小郡二年举一人，十万下则三年举一人。对少数民族地区则加以优待，十万以上的岁举一人。
西汉时推行孝廉制度（察举制度），以“孝”和“廉”为基准在民间选拔在品德和学识方面优秀的人才，使汉朝人才济济，一度出现了“布衣将相”的局面，到了东汉，随着豪强士族势力的增强和政府机构的日益腐败，孝廉制度逐渐被累世公卿所控制，成为豪强和官吏扩充势力的工具，察举不实的现象日益严重，失去了优秀选拔人才的作用，与最初目的不同。
来源：濮阳市清丰县委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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